2017年7月13日，内蒙古锡林郭勒盟朱日和，奔赴沙场的新型人民军队。柳军 摄
编者：24 岁时柳军拍的《如此父母官》的批评照片轰动当时中国摄影界；25 岁时他主动请缨前往云南老山前线，用一颗赤诚之心，拍摄了战火纷飞下我军战士们的战斗和艰苦生活，27 岁时作品《不要忘记他们》获《艰巨历程》全国摄影公开赛“个人风格”大奖，被誉为“离敌人炮火最近的摄影人”，“建国以来最优秀的战地记者”。 光环没有让柳军骄傲和懈怠，他要证明自己不是因为幸运而获得如此赞誉。1990 年代，他深入军营和边防驻地，以客观温情的“第三只眼”拍摄了《国事·家事》《别亦难》《青春岁月《巡逻吾甫浪》等反映战士真实生活和情感的作品，“把一群青春男儿起居、操课、交互、闲暇这类似水流年的日子，拍出意趣和神韵。” 2003 年柳军调入解放军画报社，后担任解放军画报社社长。柳军坦言：“工作性质不同、职责不同、担子不同了，客观上我离兵越来越远了。”这对于将“做离炮火最近的记者，像战士一样冲锋”奉为圭臬的柳军来说有些许遗憾。但面对军队训练、演习、阅兵等重大题材，柳军依然坚持拍真实、拍个性、拍价值，为我国的军事发展和军队建设留下了宝贵的影像历史，为军事摄影贡献了自己的血汗和智慧。
上的第 183次 闯 入 》1986年 7 月 29 日，云南老山轮战前 线 421 团 一连陕西渭南籍18 岁 新 战 士 宋学 峰 第 183 次只身闯入“生死线”。他脖挂“光荣弹”，在敌军炮口、枪口下，抢修、架设被敌军炸毁的通信线路总长达 500余公里，确保了一线阵地与后方指挥所的通信畅通无阻，成为该部闯入“生死线”次数最多、年龄最小的战士。 柳军 摄
阳丽君（以下简称阳）：您出身军人家庭，从小在部队大院长大。但您的童年似乎没有我们想象中那么幸福，因为母亲身体不太好，所以您承担了很多家务，做饭、铲煤、扫雪，走 8 里路上学，还曾因为身体不好休学？ 柳军（以下简称柳）：我出生在军人家庭，父亲曾在兰州军区空军司令部作战处工作，母亲曾在第四军医大学附属医院工作。1966 年母亲在四医大参加义务修建游泳池时把腰扭伤了，椎间盘突出，手术后她的腰就彻底坏了，基本干不了家务活儿。我是家里的老大，妹妹比我小一岁，父亲经常出差在外，所以简单的家务基本都是我在做，妹妹也会做一些。我们的小学、初中、高中就是这样过来的，包括寒暑假，除了做作业，就是做家务。现在回头看，父母也是有意识地在培养我们，去掉干部子女身上的所谓骄娇二气。儿时我们住的营区在宁夏贺兰山边上，每天穿过戈壁，路过西夏王陵，那几个现在著名的土包我都上去过，掏鸟窝。我是个倔强、爱冒险的少年。在荒漠上呆得太久，想念绿色，我和同学刘利坚信贺兰山里“一定有绿色”，放暑假我俩没和任何人打招呼，5 点起床，就朝山里走去。走了一天一夜，终于在山里看到大树、看到人家。上山下乡插队时我 15 岁，个子不到 1.7 米。插队第一天，生产队让我从井里挑水喂牲口，从井边到牲口棚有 2 里路，每天要挑 18 担水。这是队里最轻的活儿，但对我来说太难了，我个子可能也就两桶水高，又是大冬天，井边全是冰，为此不知道摔了多少跤。一天辛苦下来才给我 5 个工分，只能算半个劳动力。插队最苦的活儿是挖渠，渠深大概 5 米，一人一天要挖 3 个立方。我是个不服输的人，不管分给我多少活儿，每天必须完成，别人用一个小时干完，我用两三个小时，乃至五六个小时也要完成。我从小有一种不服输的韧劲儿。这些青少年时期的艰难磨炼了我的毅力，塑造了我的性格。一个人如果能经得住艰苦环境的锻炼和考验，那他做什么事都能成功。
柳：1960 年代初，我的家庭条件相对来说好一些，因为工作关系父亲平时喜欢摆弄相机照点相，家里有一台海鸥 4 型照相机。我上初一的时候，就跟着学校里高年级的同学学照相，包括暗房冲洗、印相。1976 年我高中毕业，去了宁夏银川市郊区掌政公社春林五队下乡插队。1977 年恢复高考，我填报了两个志愿，第一志愿是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摄影专业，第二志愿是武汉大学图书馆系。我过了当年中国人民大学在宁夏的分数线，但在后来的口试也就是面试中因身高不够自然淘汰了，因为中国人民大学那年招的是电视摄影专业，要求男的身高 1.75 米，女的身高 1.65 米。武汉大学图书馆系当年在宁夏就招两个人，我没被录取。1979 年 11 月我参军了。本来在我们公社征兵的是陕西省军区的西安警备区。当时正在北京空军指挥学院学习的父亲临时请假赶到银川，他怕我在西安警备区学不到东西，达不到真正的锻炼目的。听说在银川接兵的还有步兵 141 师 421团，他就找到接兵团团长，说野战军锻炼人，能不能把我孩子调到你们这儿。我就这样到了步兵141 师 421 团。到了野战军以后才知道什么叫真正的部队，那种艰苦和磨炼超出我的想象。我刚当兵时体重 110 斤，两个月以后就剩 90 斤了。但毕竟出身军人家庭，又插过队，所以吃苦的精神还是有的。部队确实是一个锻炼人的地方，也是一所大学校。我能有今天也得益于基层部队那 5 年的战士生活。我从部队学到了很多在大学和社会上学不到的东西。为什么我在老山能够拍到那样的照片，得益于那 5 年我对战士、对基层官兵关系的了解。我很感谢父母为我选择了这么一条路。当然我也没有辜负他们的期望。
《如此父母官》1985年5月12日，陕西省白水县城郊乡副乡长陈春潮在解决移民问题时，方法简单，态度粗暴，竟动手将近年近60岁的车利洲老人打倒在地。 柳军 摄 段：做战士摄影员之后主要拍士兵的军营生活，但让你获得更多认可的是《如此父母官》。 柳：1980 年五六月份，我去团里漫泉河邮电所取包裹，家里给我寄了二三十本书，让我考军校。我去取的时候正好遇到了我们团的新闻干事薛舜尧，他要写一篇稿—从邮电所看战士需求的变化。因为 1980 年有大量城市兵入伍，是部队兵源结构的一个转型。他问我能不能看看我的包裹，我说可以，就现场打开让他看，其他都是考军校的辅导书，最底下有两本摄影书。他看到摄影书之后就问我会不会照相，我说会冲卷、印相、简单的放大，他当场记下了我的名字。1980 年底，他跟团里的政委举荐了我，就把我抽调到团里政治处担任战士摄影员了。 1984 年 7 月我考上了兰州军区新闻教导队，1985 年 2 月毕业后提干，提干后分回步兵 141 师宣传科当摄影干事。当时我暗下决心，当了干部以后我的摄影报道层次应该要有所提升。当战士时可能更多追求数量，当了干部就要开始追求稿件质量。1985 年 5 月 12 日上午 8 点，我看到师机关门口停了 20 辆大卡车，他们说要去拉移民，我一听移民两个字就比较敏感，赶紧跑回办公室拿起相机跟着车队就出发了。当时的背景，一是陕西三门峡库区移民“闹事”引起了中央领导的高度关注；二是 1985 年中央提出要用三年时间整党，改变党在人民群众中的威信和形象。1950 年代的三门峡水库是前苏联专家帮助我们设计修建的，中苏关系破裂后，苏联专家撤走，图纸也带走了，种种原因下，后来我国自主设计建设的三门峡水库的规模不是原来计划的规模。之前划为库区要被淹掉的陕西大荔县和华阴部分地区没有成为库区，后来相继建了几个国营农场，每年都是大丰收。之前迁到陕西渭南地区十个县城的原住民不满意迁移后的生活，所以每年丰收季他们就回到之前的家园表达诉求，就成了所谓的移民“闹事”。中央领导批示后，陕西省成立了省、市（地）、县、乡四级工作组进驻到“闹事”地做移民工作，请求部队支援，运送“闹事”移民。当车队快到目的地时，我看到了乡长打人的一幕。我让司机停车，背着摄影包就下了车，就往人群里挤，人家一看是个记者，脖子上挂着相机，就喊“记者来了”。当时我还算机智，没用脖子上的相机拍，而是从摄影包里拿出 120 双镜头雅西卡相机抓拍了这个瞬间。拍完赶紧把相机放回包里，拍的时候他们就不停地拽我，我说我是军人，跟着部队来运送移民的，他们就去核实。这中间 就有人说看到我拍了 5 张，要把我脖子上相机里的胶卷拉出来曝光。我当时反应比较快，把相机拿下来放在他们面前，我说你们拉吧！这里面有军委领导到我们部队视察的照片，你们能担得起这个责任你们就拉出来曝光。他们一听也不敢，经过 2 个多小时对我身份核实后，他们把我放了出来。然后我又回到拍摄地，了解了事件经过，当事者是陕西省白水县城郊乡副乡长陈春潮，他在解决移民问题时方法简单，态度粗暴，竟动手打人，被打者是 60 岁的车利洲老汉。回到部队后，我把胶卷冲出来，当时我取了一个标题“公仆与百姓”，我们师的政委刘冬冬看后说，你这张照片标题要直击要害，还要一针见血，我帮你取个标题，就叫“如此父母官”。1985 年《人民日报》、新华社、中央电视台等首都 15 家新闻单位联合发起组织了“中华在改革中腾飞”首届全国新闻摄影大赛。我投了这幅作品，得了银奖。 1985年12月《中国青年报》刊登了部分获奖作品，作品《如此父母官》刊发得非常醒目。当时给这张照片的评语是：“1949年 10 月以来新中国第一张批评照片。照片以摄影方式完成了一次大胆的揭露和批评，体现出摄影作者惩恶扬善、伸张正义的良知和责任心，彰显了作者内心强烈的以摄影直击现实社会的创作思想。”作品见报后一月内《中国青年报》就收到1000 余封读者来信，谴责照片中打人的副乡长。报社将来信转给那位副乡长所在乡后，该副乡长竟向《中国青年报》和新华社“举报”，称这张照片是作者组织导演的“假照片”。1986 年 2 月，我接到转来的告状信，从云南老山前线请假赶回内地，拿着这张照片在陕西渭南地区 10 个县寻找证人，经过近 1 个月寻找，终于找到了照片上的3 位证人。此后，新华社派记者经过近半年的调查取证，证实《如此父母官》照片属实，后来，新华社还发了一条消息，报道了事情的调查经过和照片的真实性。《如此父母官》对我来说非常重要，奠定了我走什么样的摄影道路—关注普通人的生存状态和命运。我在云南老山前线拍的照片受这个影响非常大，包括后来我在青海雪灾、玉树地震、汶川地震现场关注的都是妇女儿童等弱势群体。《阵地上的全家福》1986 年 9 月 23 日，21 岁的陕西宝鸡籍侦察兵张广林在老山松毛岭662.6 高地观察哨位上，请路过该哨所到一线阵地采访的记者，为站在守防战位上的自己拍一张特殊的全家福并寄回家中，以安慰千里之外年迈父母及亲人们的牵挂。照片中是张广林的父母、哥嫂和姐弟的合影。 柳军 摄 段：1985—1987 年您参加了云南老山轮战，留下了许多珍贵的战争影像。当时您所在部队并无参战任务，但您却要求上前线。 柳：1985 年 12 月，141 师 奉 命 抽 调 步兵421 团去云南老山，我们师机关没有参战任务，但对我这样一个搞摄影报道的军人来说，能去战地拍摄是一个梦想，现在这个实现梦想的机会就在眼前，我必须抓住。我在欢送步兵 421 团赴滇轮战的同时，也踏上了南下的列车，卷进了开赴前线的钢铁洪流。我的行装、暗房设备都是后来师里给我托运过去的。那个时候很多人雷声大雨点小，咬破手指写血书、写请战书……我觉得那都是虚的，我就直接去。师政治部一些知心朋友给我送行时说：“希望你拍到的东西和你的人一样真实！” 阳：那个时候接触过战地摄影吗？西方已经有很多优秀的战地摄影师和作品了。 柳：去老山前线之前我就来过一次解放军画报社，在资料室好像看到过美国《生活》杂志，还有前苏联的《红星画报》、电影《解放》，但很有限。现在回想，如果那个时候我能看到《野战排》《猎鹿人》等战争题材的电影，或者能看到关于一战、二战经典的摄影作品，可能我在云南老山前线拍的摄影作品比现在更好，但也很难说。那时我没有拜过摄影老师也没有受过专业的摄影训练，但我自有坚定的信念：我从小在军营长大，我要努力做对军人负责任的摄影者。我要拍对得起良知、对得起战友、经得起战争和历史考验的照片。所以我没有条条框框的限制，我是很质朴的凭一种直觉、感情和真实在拍摄，只有看到对我的心灵和世界观有冲击、感染的场景我才会按快门。后来很多人问我，那时你才 25 岁，怎么就能想到我们想不到的事？可能是从小经历的磨难让我考虑问题比别人更深入一些。有一天我去国境线边上的一个阵地，遭到敌人的炮火袭击。那天晚上我一直在想，我们为了国家为了民族，我们是正义的战争。那如果我是敌方呢？不也同样为国家和民族，那到底什么是非正义的呢？是战争给人类带来的灾难痛苦和摧残。当站在人类角度看待战争就不同了，我的镜头更关注人在战争中的命运。就像我拍的最惨烈的战斗“1· 5 行动”，在我们撤回工事后，我跟电话打到前沿阵地关注战况的军长说：“请求炮火停止十分钟！”“抢救重伤员要紧，能争取一分钟，就是一条生命啊！军长，我用人格保证战利品。”紧急关头军长同意了我的强烈请求。那个时候我面对的是一个个随时可能牺牲鲜活生命的战友。还有在三面受敌的左二阵地上，17 岁的战士惠邦利收到家书，爷爷住院欠债，父亲和叔叔为了承担老人 2000 元债务而发生口角，母亲被叔叔打伤住院，哥哥为此出走新疆。我拍下这张照片时，分明感到当国家利益和个人利益发生冲突时，惠邦利把国家利益放在第一位，但他又确实在忍受着巨大的痛苦。这个时候你还能要求他什么呢？
《不要忘记他们》（之一）1987年1月2日，登车上阵地参加拔点战斗的突击队员宋建平（右三）向战友告别。柳 军 摄
7 年 1 月 5 日，在收复 310 阵地的激烈战斗中，突击队员宋建平饮弹牺牲，战友们将他的遗体拖回我方被敌炸开顶的屯兵工事外。指导员汤健康和一名突击队员冒着敌人炮火空爆的危险，冲出工事用棉被盖在宋建平遗体上，以免牺牲的战友再遭炮火伤害。 柳军 摄
段：您在残酷的战场上拍出了普通的人性。正如张书省在《伟哉！摄影之光》中所说：“柳军是要通过纪实摄影手段，真正摄取战士作为普通人在酸甜苦辣境遇中的七情六欲，展示生命的创伤、毁灭和拼搏新生，从而揭露战争和表现人民军队对残酷战争的艰苦征服过程。” 柳：在老山，没有感受我没法儿拍摄，或者有一些东西是想象中的，但你不能强加到别人身上，那不是现实。有人说我拍摄的片子让人无法愉悦，的确，我的许多作品让人看了不是滋味。因为它触及了人的心灵，让人产生对生活、对现实、对社会的思考。 阳：罗伯特 · 卡帕说过一句话：“如果你拍的不够好，是因为你离得不够近。”您觉得这句话对您有怎样的启发？ 柳：我觉得是这样的，这是身份和职责决定的。过去传统意义上的战争大部分是近距离的博弈，两军面对面交火。作为战地摄影记者，你不亲临战场，怎么能拍到真实的战争场面？战士的武器是冲锋枪，战地摄影记者的武器就是照相机。所以你的身份和职责决定了你理应跟他们一样冲锋陷阵。在云南老山前线，我像战士一样，始终保持冲锋的姿态。
《1980年代的上甘岭》143阵地是云南老山前线某部距敌军最近、最危险的阵地之一，与敌军阵地犬牙交错。该阵地自收复以来，每天都要遭受敌军数十发炮弹的倾泻，山头平均被削去两米多，整个阵地草木死亡，生灵无存，像个巨大的采石场。后方补给线经常被敌军炮火严密封锁。守防官兵在断粮、断水、缺弹药的艰苦条件下，以顽强的毅力和超人的勇气坚守在被称为“1980年代的上甘岭”阵地上。（摄于1986年5月23日）柳 军 摄 阳：您在战场上遇到过很多危险的事情，面对战争的残酷和一个个生命的逝去，您害怕过吗？ 柳：我觉得没有一个人不怕死，炮火一响，人都会发慌，但一旦过了生死关，就会把生死置之度外。我拍了一张照片叫《留给牺牲的遗物》，很多人没有看懂，这张照片其实也表明了我的心态。 第一次上阵地时，我什么都不知道，特别害怕特别慌。有个战士跟我说：“柳干事，昨天敌军的狙击步枪把这个堑壕里一名战士打死了。”又说哪天哪个战士从一个阵地到另一个阵地途中踩着地雷了。越说越恐怖，我的心简直要跳出来了，觉得下一秒我可能就会死。当时是一名小战士带着我上的一营143阵地，他说：“你跟着我，我跑你就跑，我趴下你就趴下，我做什么动作你就跟着做什么动作。”在堑壕里我就跟着他跑，突然他说“趴下！”他前面是干泥土，我前面是一滩泥，我趴了个“狗吃屎”，不仅弄了一脸一身泥，还非常紧张。我是个比较敏感的人，我觉得被他捉弄了，当然他是在用这种方式考验我的机智和勇敢，让我感受到前沿阵地的危险。后来我暗暗下决心，以后上阵地不让人带，这样没有心理压力，比如从A阵地到B阵地，350米，他们告诉我有什么标识，敌军一般在什么时间观察射击，我说行了，你们不用管我，我凭直觉一口气跑了过去，后来我上阵地基本都是凭直觉。 当然，在战场还需要足够的勇敢、勇气、机智和灵活。我也不是盲目的乱行动，每次上阵地前我都做足功课，第一，要熟悉周围的地形地貌；第二，要对现有信息作出梳理和判断。后来我的胆子就越来越大，再上阵地时，我不戴钢盔，只带两枚“光荣弹”、几根止血带和几个急救包，并且留长发胡子，因为我要和坚守阵地的战士保持一样的自然状态。我这个人命大。有一次我在一个阵地，上面是观察洞口，我坐在那里采访，跟战士们聊了 20几分钟，照片还没拍，他们正用煤油炉子做饭，让我吃完再走。我说不吃了，这会儿到另一个阵地时机最好，说走就走了，走了不到两分钟，敌军狙击步枪就打到了我刚才坐的位置。如果我没走，估计今天我们就见不上面了。“1·5 战斗”那么激烈的战事，为什么我和战友摄像刘志远幸存了下来？周边的阵地我俩提前看了有几十次，我们很清楚战斗打得顺利应该在哪个位置，战斗打得残酷，撤不回来了要往哪躲。战前我们把很多可能性和不确定性都想到了，包括撤退时对路线的选择。那天战斗打响时，工兵用导爆索开辟了一条通路，回撤时，完成任务的突击队员们抬着伤员、遗体沿工兵开辟的通路原路返回。我们拼命呼喊战友们的名字，让他们不要从通路回撤，他们只认准脚下这条生路，但他们哪里知道空中却是条死路。敌军的空爆弹在他们头顶飞啸着、爆炸着，许多战友就是在这条工兵开辟的通路上牺牲的。当时我和战友刘志远是在距通路左侧二十几米左右的地方撤离的，我们踩着山石往回撤，即便踩到地雷还有石头在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