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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8年10月28日，雅鲁藏布江漂流队完成1600公里的水上漂流，从林芝的派乡登岸。（摄影/税晓洁）<p>大峡谷对于很多人来说，可能是壮丽和震撼，而留给我的印象却是饥饿。</p><p>那是1998年，我参加雅鲁藏布江漂流。从源头到大峡谷口的派乡，经历两个月1600公里的江上生活，我们这支疲惫之师已是强弩之末。</p><p>接下来是徒步穿越。在大峡谷最后一个有人居住的加拉村，我们面临一次抉择。队长杨勇告诉大家，由于部分背夫不愿前行，所以队伍必须分为两支：一支返回出发地派乡，从传统路线翻越多雄拉山口，再经墨脱县城从嘎隆拉出去，这条线路相对容易，而且沿路基本都能得到补给；另一支是继续沿江而下，这条路很少有人走过，其中12天在无人区，随时面临断粮的风险。</p><p>我在队里担任摄像的任务，所以杨勇特地征求我的意见，“退回去也可以，能够继续往前走更好。”</p><p>“继续，”想到要去探索未知的秘境，我不假思索。</p><p>“不过所有的装备得自己背，”杨勇停顿了一下，“包括食品和帐篷，还有你的摄像机。”</p><p>后来的路说明杨勇在让我做出决定之前征求意见非常必要。我们叫它猴子路，有时候在密林中攀援，有时候在绝壁上爬行，在我的印象中，每天必须完成的事就是费尽艰辛爬上一个山口，然后连滚带爬地下到河谷。4天之后，杨勇告诉我，我们在地图上前进了8公里，照这个速度，我们要在无人区走16天以上，可能会断粮。</p><p>我无话可说，这是我的选择。杨勇也无话可说，因为第二天他就开始粮食管制，每天两块压缩干粮，外带早晚一勺稀饭。每次大家围着锅等着分粥的时候，我都会想起电影里赈济灾民的情形。</p><p>不知你有没有这个体会。在高速公路上行车，你的油箱已经报警，而下一个服务区还遥不可及，为了不致于在路上抛锚，这时你会关掉一切不必要的电气设备，尽量匀速行驶，不急加速也不踩刹车。</p><p>当时我在大峡谷跟这也差不多，心无杂念，尽量心平气和地走，以免一口气上不来“熄火”。</p><p>绝对的饥饿并不会导致萎靡不振，相反每一个人都精神抖擞，眼睛明亮，特别是在面对食物的时候。在进峡谷之前，我们还担心遭遇野兽，但现在看来，野兽没有遭遇我们是明智的。</p><p>在峡谷深处的白马狗熊，我对祸不单行有了新的理解。赤脚过河时意外滑坠，跌落一处陡坎，脚跟受伤，此后的行程右脚就只能用脚尖走路。</p><p>西兴拉是我们在无人区翻越的最高一个山口。那天早晨，杨勇特地给我们多盛了一勺粥。他说，“兄弟们，这是我们最后的粮食”，当然他还有一句话没有说，能不能翻过去就看你们的造化了。</p><p>我们翻了过去。在西兴拉山口的山脊上，映着夕阳，我看见了队友们褴褛的背影，突然想起了电影《桥》里的主题歌：啊朋友，再见，如果我在战斗中牺牲，就把我埋在山岗上。</p><p>终究我们没有埋在山岗上，而是埋在了饭盆里。第二天我们到达甘德乡，围着灶台吞咽了两个多钟头，晚上我又吃了半个红烧肉罐头，结果由于久未沾油水胆汁居然不分泌了，大量脂肪无法消化，躺在帐篷门口流了一晚上口水，杨勇说，这叫“醉油”。</p><p>在35天里，我们共行走了500多公里，成为有史以来在大峡谷一次性走得最远的考察队。不过也付出了沉重的代价，我的体重减轻了28斤，右脚跟骨骨折，三个月后才逐渐恢复。</p><p>出来后我问杨勇，你当时确信能把我们这支队伍带出来吗？</p><p>“我也没有把握，只能往前走，”他说，“后退就意味着前功尽弃，其实在途中也有几次可以选择另外的道路，不过还是选择继续向前。我总是想，我们能挺过去。”</p><p>生活中，我们会经常面临困境，也会面临选择，有时也需要后退，不过大多数情况下，你只能选择前进。如果一退再退，最终会无路可退。</p>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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