穿越陕甘的百年邂逅

中国国家公园

        在中国近代科学探险史上，美国人克拉克（R.S.CLARK）率领的探险队“功劳”并不卓著。但是，他们在1908－1909年间“穿越陕甘”的综合考察中，不仅在很短的时间里取得了出色的成就，还留下了黄土高原腹地极具史料价值的珍贵影像。100年后，摄影师李炬5次重走这条考察路线，追寻、复拍了近百张老照片。他的由衷感慨是：“江山不易改，人间有沧桑。” 山西临县/走向黄河<br>这张老照片（右）在《穿越陕甘》里的说明文字为：“走向黄河。”据考证，1908年10月28日，克拉克探险队从山西兴县蔡家会向西行进到达黄河边，准备在牛家川渡口西渡黄河到对岸的陕西万镇。这个场景应该是在抵达该渡口之前所摄。<br>光阴荏苒，100年过后，因为牛家川上下游各建了一座公路大桥，古渡口早已沉寂多年，只有一条刚刚铺就、车流稀松的新公路在河岸边随行。探险队当年行进的驿道，更是寥无人迹。2009年4月12日，摄影师第三次来到这一带寻找，方才艰难地发现了几乎完全吻合的拍摄机位（上）。<br>下面的地图是英文版《穿越陕甘》一书中附图之一，原图说明为：“这是一张简单的鸟瞰图，为方便普通的读者迅速了解我们的考察区域。”<p>2009年1月1日晌午时分，在陕北万镇距离黄河两三公里的一条僻静山谷中，我终于有些理解“拖拉机一响”可能意味着什么。</p><p>那天早上，我刚刚离开头一晚借宿的农家，为了寻找一张老地图上微乎其微的一个小点儿——“梁家峁”，车轮陷进了一条冰封的小溪。挣扎一番后只能灭火、下车，登上近处的高点四处瞭望。</p><p>看起来，我驶入了一条早已废弃的山路；幸运的是，太阳刚刚升起。瞭望之后回到车里，我再一次打开《穿越陕甘》的影印资料细细研读。冬日里这条小小的山沟，还真有点“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的意境。直到那辆拖拉机“突突突”、“突突突”的轰响渐渐地由远及近。</p><h3>鲜为人知的克拉克探险队</h3><p>1915年，美国《国家地理》杂志上发表了一篇关于《穿越陕甘》的书评文章。文中，作者是这样提纲挈领地介绍其主要内容的：在中国的腹地，黄河向北拐了一个大弯，深入长城以北的亚洲内陆沙漠中。在这一近似于弓背的大拐弯内，克拉克和索尔比(A.DE.C.SOWERBY)先生于1908－1909年间进行了一丝不苟的勘测，相关记录和科学成果都记述在本书当中。他们的考察行程从太原府一直延伸到兰州府，之前人们对这一区域几乎全无所知。</p><p>众所周知，在那个时代，西方许多大师级人物都对中国兴趣浓厚，并致力于揭开未知的中国，如斯文·赫定、李希霍芬、庞培烈、卡内基、普尔热瓦尔斯基、斯坦因、威尔逊……</p><p>虽说在声名或成果上绝难与上述人物媲美，克拉克探险队还是有其独特的、不容忽视的一面。首先，他们走的这条路前人基本上没有涉足过。李希霍芬的考察队没到过太原以西、渭河以北，卡内基考察队从太原向南抵西安，而后便翻越秦岭去了长江流域……而克拉克一行穿过了风光优美的吕梁山脉，雄伟壮观的晋陕黄河大峡谷，沟壑纵横的黄土高原，荒凉的鄂尔多斯沙漠，苍凉雄伟的长城以及多个历史文化名城，沿途进行了精确的测绘，填补了当时地图上的一片空白。</p><p>其次，这支探险队的目的纯粹为科考。出资人、组织者克拉克是美国一家缝纫机公司的继承人，“财力雄厚”。他曾受过耶鲁大学土木工程学的教育，精于测绘。虽说他首次来到中国的身份并不光彩——作为1900年“八国联军”的一分子，他参与了镇压义和团的战争。但是，他组织的这次探险目的很单纯：他没有仰赖任何政府或博物馆等机构，没有肩负任何官方的任务，完全是私人行为，就是希望了解一直以来深深吸引着他的中国和中国人。在介绍考察缘起时，他写道：“壮阔的山河，丰富的矿藏，古老的陵墓，昔日曾经无比辉煌的遗迹，使这片神秘国度依然高深莫测、令人惊诧。有谁敢夸口说他了解中国人？……” </p><p>探险队另一个核心人物、英国人索尔比则是个博物学家，略通地质。他出生在太原的一个传教士家庭，能够“像中国人一样”讲汉语。在这次考察中，他沿途开展了野生动植物调查，同时负责了翻译和摄影工作，至少目前这支队伍留下的图像资料几乎都是他奉献的。后来他又与克拉克合写了《穿越陕甘》一书。在报告里他不仅详解了沿途的动植物资源，还尝试着分析了黄土的成因。中科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研究员罗桂环告诉我，“索尔比是个人物”。他曾经几次连任远东地区最早的汉学机构之一皇家亚洲文会北中国支会的干事和会长，1923年还在上海创办了中国美术杂志社。他著作颇丰，内容全部与中国相关，如《博物学家在满洲》、《华北的鸟兽》……与这些作品相比，“《穿越陕甘》还算不上什么”。</p><p>探险队里，来自印度测量局的专业人士黑兹拉特·阿里是个老测绘，具有“在军队中从事15年测绘工作的经验”。因此，他们所测的纬度“至少是2次观测结果的平均值，甚至常常是4－6次观测结果的平均值。最大的偏差从未超过8秒”——准确度能让人信服。1909年6月21日，阿里在兰州城外意外地遇袭身亡。阿里的死因难以厘清，但能确定，当时《纽约时报》、路透社等西方媒体均发布了相关消息，陕甘总督为此还差点儿丢了乌纱帽。失却阿里之后，出于安全考虑，探险队不得不提前宣告考察结束——他们原本计划极其宏大，穿越陕甘之后，还要经川藏边界，抵四川成都，而后沿岷江而下到叙州（今宜宾），沿长江乘船至上海，再返回美国。</p><p>还有一位值得介绍的气象学家：道格拉斯。其工作之严谨让人油然敬佩。在484天的考察中，每天至少两次，分别在上午6点和下午6点，他雷打不动地对途经地的温度、湿度、风速、风向、风力、雨量、气压、尘暴、云层、打雷等进行了认真观测和记录，留下了一部相当完整的《气象观测日记》。这部日记作为《穿越陕甘》重要的附录，得以传世。</p><p>正因为有这些严谨的观测和记录，1915年的《国家地理》才给了他们高度的评价：“在最近结束的踏察活动中，很少有哪支考察队能够在如此之短的时间内收获如此之多的成果，而能够以这样一种令人满意的方式呈现考察收获的就更是凤毛麟角了。”</p> 山西太原/双塔寺南塔<br>1908年5月，克拉克乘坐火车来到太原。“5月27日，探险队在太原府西北5英里处一个名叫赵庄的小村庄旁扎营”7月16日晚上，基线和三角测量的所有工作均已完成，探险队返回太原府从天津用电报测定法测量太原府经度的准备工作也已妥当……“9月9日和10日晚上，在太原，电报线这一端的每位队员都忙碌不已。我们的测定大获成功”……因为探险队在太原停留的时间很长，我们无法确知这张照片摄于何时，而地点则是显而易见的：双塔寺。<br>双塔寺是太原地标建筑之一。据载，寺院与双塔均为明万历年间所建，清顺治十五年（1658年）、民国16年（1927年）曾进行过两次大的修葺。1949年，双塔又经历了炮火的洗礼。而后，再次大修。<br>2008年11月28日，摄影师李炬来到双塔寺，登临北塔，依稀瞥见了旧日瞬间。让他唏嘘的是，照片中的南塔早已关闭多年，再没有人可以像克拉克（右）那样闲适地坐在某个窗洞之外。<h3>我与克拉克的偶然“相遇”</h3><p>我与这支鲜为人知的探险队结缘纯属偶然。我是长城和摄影爱好者，这些年来，一直和我的朋友一起，痴迷于收集长城老照片，并见证长城的百年变迁。</p><p>2008年6月，一次主题词照旧是“thegreatwall”的网络搜索中，我看到了几张“新鲜”的关于榆林长城的老照片，并发现这是克拉克探险队1908－1909年穿越陕甘时留下的作品。</p><p>此前，关于这支探险队，我几乎闻所未闻。而那个晚上，我有阿里巴巴初次进入藏宝洞的感觉。我发现，长城的照片仅仅是冰山一角。这支探险队留下了极其丰富的影像资料：有一个个城墙围合的晚清小城，也有一个个萧索冷清的偏僻村庄；有身着披风骑行的富家女眷，也有在河沟里“洗羊”的放羊娃；所有图片都是黑白的，却能看出其黄色的基调——黄河在奔流不息，黄土高原峁塬相连、沟壑纵横……</p><p>让我怦然心动的是，克拉克探险队是在整整100年前的1908年5月中旬拉开了这次科考的序幕。于是，当晚，我就给克拉克晚年时捐建的美国克拉克艺术中心发信索取更详尽的资料，并翻出了地图，计划重走他们的考察路线。</p><p>我的追寻是从太原的地标之一永祚寺（俗称双塔寺）开始的。</p><p>1908年春天，克拉克乘坐火车从新开通的正（定）太（原）铁路缓缓驶入太原府时，便瞥见了矗立在路旁的优雅的双塔。在太原，他说服了索尔比的加盟，并一起紧锣密鼓地继续筹备。初夏，应该是索尔比担任向导，带领克拉克一行进入双塔寺，登塔瞭望，并在北塔上拍摄了两张南塔的照片。</p><p>因为资料不详，我并不确知，当年克拉克在双塔寺的观感。但我查阅到，1934年，林徽因和费正清曾登上这两座典型的始建于明万历年间的砖塔。1949年4月，双塔又“亲历”了太原的解放。太原东倚罕山，西临汾河，地处城东南的双塔正是阎锡山主动布防的绝妙制高点。双塔的窗户曾经架满机关枪居高临下地扫射，也难免遭受炮火的洗礼。</p><p>我到太原的时候，已经有了深秋的意味。100年过去，双塔之上，并无战争的痕迹。也是机缘巧合，多年前南塔就因安全隐患而宣告关闭，而老照片恰巧是在仍然可以登顶的北塔上拍摄的。老照片上，南塔周围依稀可见汾河谷地“绿油油”的庄稼地。而今，双塔公园之外已是高楼林立的城市。</p><p>更无法复制的是，当年克拉克曾坐在对面南塔的窗外。他穿着浅色的上衣、及膝的马靴，戴着宽边的礼帽，凝视着镜头。他身旁坐着一个身形清瘦、矫健的年轻人，帽子挡住了半边脸。是格兰特还是道格拉斯？无法辨清。</p><p>每当准确地发现一张老照片的拍摄地点，在镜头中依稀瞥见旧日时光的某个瞬间，我就会有一种穿越了时空的恍惚之感。正是这种奇特的感觉，吸引着我一次次地去寻访探秘，并期待着与克拉克探险队的再次“邂逅”。</p> 陕西榆林/消失的榆阳桥<br>榆阳桥位于榆林城南门——镇远门外400米处，属于半圆三拱砖石结构，横跨榆阳河上。据考为明万历延绥镇巡抚吕雯所建。桥面原设青石栏杆，后易为砖栏。1908年11月，克拉克探险队在榆林考察一个月，拍摄了这张老照片，取名“榆林南门外的马市”，记录了这幅繁忙热闹的景象。<br>2009年，李炬3次来到榆林。1月3日，完成了复拍对比图。4月8日，边关春意正浓，他又一次漫步榆阳桥，丝毫没有想到这就是与古桥的最后诀别。9月7日，缠绵的秋雨持续了两个星期，冒着小雨旧地重游，李炬发现榆阳桥已经永远地消失了！询问旁边干活的工人，得知刚拆了不到一个月，拆桥的目的是“双创”（创建省级卫生城市和环保模范城市），“新桥多敞亮啊，这个又破又脏，留着干啥？”当然，也有让李炬感到宽慰的地方：至少，榆林城还在，并未如克拉克探险队所担忧的那样，被沙漠吞噬。<h3>拆去了围墙的城市</h3><p>20世纪的中国至少发生了三次划时代的变革：1911年的辛亥革命、1949年的新中国成立以及1978年以来的改革开放。这些变革均晚于克拉克探险队穿越陕甘的时间。因此，我意识到，在这样的100年间各地面貌发生变化，并不会让人惊奇。唯有岿然不变的面貌，才具有新闻价值。 </p><p>当然，通过5次有计划地分段重走克拉克考察路线，我也有“惊奇”的发现：在吕梁山脉深处、黄土塬峁之上……但凡以往和现在都没有人烟聚集的地方，江山容颜依旧。但仔细一想，却不足为奇，一谈到地质历史，动辄便是万年、百万年甚至亿万年的大尺度。与之相比，100年算什么呢？</p><p>乡音也难改。《穿越陕甘》由英文写就，地名都用近代韦氏拼音代替，一些奇怪的记录曾让我非常困惑。我还记得，2009新年那天中午解救我从冰河脱困的拖拉机手，曾指点我：“哦，你要去liujiamao啊，那村里基本都没人了，还去干嘛呢。”再一翻书，“梁家峁”这个地名果然被记做“liujiamao”。</p><p>一个字的变音，不算离谱。在禹居，我发现了老照片上类似“juzui”的山形地势，便问当地人：“juzui在哪里？”他们笑答：“这里就是juzui啊。” 类似的例子还有很多，比如杜宜村被译作“tuling”，而当地村民至今仍然管“杜宜”叫“tuling”……渐渐地，我发现口音还可以成为验证地名的“金钥匙”。</p><p>也可以想见，变化最大的，当属城市面貌。100年前，克拉克探险队的考察路线主要是往返经过了山西、陕西、甘肃3省9府5个直隶州，其中县级以上城池超过20个。于是，在《穿越陕甘》里，充满了这样的描述：山西临县“是一座十分规整的城镇，周围有坚固的城墙环绕”；绥德城“城墙由石头垒砌而成，把南侧一大段山丘圈围了进来”；延安城“建于高耸险峻的山崖下，城墙照例沿着陡峭的山坡迤逦而上，把高高的山顶圈围在内”；“我们终于抵达规模宏大、城墙严整的固原州城”基本上，沿途大小城池，都有城墙四合。</p><p>拿着老照片去这些城市寻找记忆于我而言，只能说喜忧参半。喜的是，市民生活水准之提高是显而易见的；而忧的是一种无法摆脱的念旧情绪，城墙、城楼、牌楼、寺庙、雕塑……很多的历史古迹已随风而逝了。</p> 陕西绥德/观云阁的砂岩地形<br>2009年春节前，李炬拿着这张名为“陕西绥德的砂岩地形”的老照片，在绥德城内外遍寻不得，带着遗憾离开。回程时又路过绥德，幸亏遇上了绥德博物馆前馆长李贵龙。李贵龙端详了半天，建议去大理河岸边的观云阁找一找，他能笃定，“远景是五笏山”。<br>大理河是黄河的二级支流，在绥德注入无定河。依靠大理河、五笏山定位，终于找到了观云阁——观云阁是老照片中前景小庙的名字，也是现在新房矗立的街道的名字。100年前，克拉克探险队在绥德、清涧一带，很关注类似的地貌，“地层为砂岩构造，表面呈现出奇特的蜂窝状”。而今，观云阁小庙早已不存，大理河畔建满了居民楼，蜂窝状的砂岩河岸也经过了整饬，建筑格局改变后，已经无法找到与100年前一模一样的机位了。<p>榆林榆阳桥，就是其中一个典型的例子。</p><p>1908年11月，克拉克考察队在榆林驻留了一个月之久，在榆林周边进行了详细的考察、拍摄和记录。通过实地踏勘和气象观测，探险队很担忧这里的干旱和沙漠化问题，“在到达榆林府鱼河堡时，考察队即从北城墙外沙堆上直接入城。城堡内有厚达20－30英尺的沙堆”。当然，他们也被榆林贸易的繁荣深深吸引：“它是鄂尔多斯南部的蒙古人和陕西人之间所有贸易往来的主要市场……一条长长的街道由北向南连接着两座城门^主街两侧的店铺鳞次栉比，商贩的货摊也一个连着一个，呈现出一派繁忙热闹的景象……”</p><p>在《穿越陕甘》里，有一张非常经典的老照片，题为“榆林南门外的马市”，主体是榆阳桥北繁盛的马市，背景正是完好的、高大的古城墙、城门。榆林的古城墙是相当特别的，作为九边重镇，这个地区拥有分建于6个朝代的古长城，其古城城墙的高度甚至超过了北京城。</p><p>今天的榆林因油气资源之丰得名“中国的科威特”，在大街上驶过奔驰、宝马等豪华车辆的概率甚至超过一些沿海大都市。2009年1月，我第一次来复拍“马市”一图时，修葺一新的古城内，刚刚重修了仿古一条街，街边都是商铺。城外的榆阳桥桥拱和桥体还算完整，应该说保护得不错，虽然缺少了当年的市井烟火气息。可是，我没想到，同年9月，当我再次来到榆林，发现榆阳桥竟然永远地消失了……</p> 陕西延安/清凉山<br>1908年克拉克探险队于延安府越冬期间，在滚滚的延河左岸，面向城市的一个高高的砂岩悬崖上，看到了一座宏伟庄严的寺庙，应该是宋代的遗迹——“巨大的正殿里供奉着三尊庞大的佛像，各自端坐在洁白的莲花宝座上”，“正殿的墙壁上整齐排列着用成千上万个石头雕刻成的小佛像，密密麻麻，墙上一点儿缝隙也没有了”。——稍加考证，便知那是清凉山上的万佛寺。<br>延安清凉山，素称“新闻山”，是新中国新闻机构的发祥地。在延安成为中国革命心脏的岁月里，中央党报委员会、新华通讯社、新华广播电台编辑部、解放日报社、中央印刷厂和新华书店都设在清凉山。延安的朋友介绍说，因为万佛寺洞窟类似天然的掩体，红军抵达之后，便把宝座和佛像推到了山底下的延河，然后在空出来的场地上架起了当年唯一的红色印刷机。<br>100年之后重访万佛寺，李炬看到了簇新的大理石佛像，以及几乎没有改变的密密麻麻的石雕万佛墙，唏嘘之余，已觉幸甚。<p>再看兰州。兰州当时是陕甘总督驻地，西北丝绸之路上的重镇。克拉克探险队抵达的时候，兰州黄河铁桥正在建设中，索尔比应该是爬上了黄河北岸的白塔山，拍摄了铁桥即将合龙的场景，画面背景正是“城墙和城门上的城楼均维护得极好”的兰州城。</p> 甘肃兰州/黄河铁桥<br>1909年4月6日，克拉克探险队抵达兰州。那时，“兰州正在建造一座铁桥，当年夏秋之交就可竣工”。他们在兰州一直待到了夏天，这幅老照片正是铁桥合龙、即将竣工的场景。背景中的兰州城，则一如《穿越陕甘》中的记述：街巷狭窄，房屋建造得十分讲究，相互紧邻，鳞次栉比。城墙和城门上的城楼维护得极好，但护卫西门的几处马面坍塌失修……<br>2009年9月大桥建成100周年之际，李炬第三次来到兰州，终于在白塔山上找到了合适的拍摄位置，拍下了屹立百年的黄河铁桥以及今日兰州的现代化景象。新照片还展现了兰州城市绿化的功绩：沿河绿化带已然成阴，植被状况似乎胜过100年前。<p>书中写道，负责架设桥梁的工程师科尔特曼先生对桥梁如何承受秋季洪水猛烈的冲击非常担忧。但是，他的担忧并无必要——“7月份开始的降雨是该地区多年来最多的一次，黄河也上涨到远远高出平常的水位，但这座精心设计、构筑结实的桥梁还是经受住了考验，成为现代工程技术的典范之作。”</p><p>确实，而后的100年中，这座铁桥历经数次大地震和大洪水的考验，依然屹立在黄河之上。翻检铁桥史我还看到好几条有意思的记录：1989年，铁桥“保固期满”，德国有关方面曾致函兰州市政府，在询问铁桥状况的同时，申明合同到期；2007年，交通部门为了大型船舶实现通航，曾提出建议，将这座铁桥“整体抬高2.5米或将用于通航的桥孔抬高2.5米”。后来，该建议因为市民反对而搁浅。</p><p>2009年，我来重拍这张老照片时，正值铁桥建成百年，官方还组织了隆重的纪念活动。我在白塔山上搜寻了三次，终于找到了与100年前索尔比差不多完全相同的机位。河还是那条河，桥还是那座桥，可是桥那边的兰州不见城墙，一派现代化的新气象。</p> 陕西绥德/街头字画<br>2009年春节前夕，在绥德县城，看到人们买卖春联的红火场景，摄影师李炬立刻联想起《穿越陕甘》书里这张老照片来。老照片的拍摄地点不详，但从人物形象判断，正是清末城镇街头的真实写照。对比来看，100年间，人们衣着、发型、精神面貌的巨变是毋庸置疑的，沿街的木栅栏也变成了现在流行的“安全”卷帘门……也有不变的，譬如中国人传统的福寿观——100年前，街头在卖百寿图；而今，春节时人们还是要贴“福”字，祈祷幸福。<h3>退耕还林后的乡村</h3><p>陕西师范大学史红帅博士刚刚完成《穿越陕甘》的中文翻译。他提醒我，重访时应该注意其特定的时代背景：在探险队穿越陕甘之前，1862－1873年间这个区域爆发了回民起义，此后1876－1879年间，又发生了特大旱灾“丁戊奇荒”。连续的人祸天灾之后，这一带许多村镇成墟，饿殍无数，伴随人口下降，山地林草植被也有了一定程度的恢复。譬如，在庆阳府以东地区，探险队观察到：“长期闲荒的黄土丘陵上长满了如同热带植物一样茂盛的各类植被。只有到了河谷中，才会看到耕作的痕迹……很多狍子在丘陵上出没。野猪的踪迹随处可见，在有些地方还能看到狼和豹子留下的足迹。”类似的记载还有多处，似乎表明，当时是黄土高原地区植被、生态相对较好的一个阶段。</p><p>复拍这些老照片时，我通常都会刻意选择相同季节，有时甚至同一天。对比新老照片，结果让我有些意外：大致看来，100年之后，这个区域的植被不但没有减少，反而是有所增加。</p><p>譬如榆林，克拉克探险队曾记述其深受沙漠化威胁。但是100年后榆林城并没有被沙漠吞噬，其长城周遭的植被状态看起来也好过100年前。</p><p>在老照片中，我还发现了一个“溪流边的山村”。山村的画面很生动，远山如黛，溪流潺潺，河滩树影婆娑，村口儿童嬉戏、骡马踱步。可是，缺少具体的地点信息。我知道，克拉克探险队行程三千多公里，经过了无数个村庄，要找到它，简直就像海底捞针……</p><p>当然，有时候，老天也会眷顾有心人。2009年3月，我第三次“穿越陕甘”时，从绥德出发驾车沿着坑洼不平的G307向东行驶，就在辛店乡石合铺村西，刚刚拐过一个小弯，这“溪流边的山村”便迎面撞入了眼帘。</p><p>回家后再次研究了有关记录，确认这张老照片是在1909年8月31日中午拍摄的。那天，他们正好在这里午餐、小憩。照片中隐约有10人，除了4个儿童，其余的也可能是考察队的随行人员。</p><p>2009年8月31日，我又一次“路过”这里。让我惊讶的是，村庄与半年前的风景迥异。采用完全相同的景别，镜头却多半被绿色占据，在浓荫遮蔽之下，那排窑洞若隐若现……</p><p>这些小小的实例给了我一个很有意思的印象：黄土高原变绿了？！</p><p>我觉得，至少在某些区域变绿是有可能的。因为，两个月后我看到了一则新闻：陕西省气象部门前不久对美国、法国卫星遥感资料综合分析后认为，1982年至2007年26年间，陕北黄土高原绿色度上升了9.3％——遗憾的是，无法得知1982年与1909年的对比结果。</p><p>为什么会变绿？科学家会首先分析气候的主导因素。而我，倒是有一些切身的感受：或许，是“退耕还林”起到了一定的作用。</p><p>因为，这100年间，尤其是改革开放之后，这个区域的人口激增、经济发展、资源开发是有目共睹的，如影随形的植被破坏、水土流失也是相当惊人的。以至于1999年时，政府认为“退耕还林”已经迫在眉睫，必须开始试点实施。从那时算起，正好又有10年过去了。</p><p>重走克拉克考察路线时，根据记录，离开太原我就拐进了紫金山林场。方圆几十公里，没有遇见一个人，道路几乎被荆棘封死。后来场办的人告诉我，这是按照“退耕还林”的要求“封山育林”的。抵达甘草沟村——探险队曾经在那里驻扎十多天。可是在空落落的村庄里，我还是没见一个人。直到出得村来，终于迎面碰到一个赶路的小伙儿。他告诉我，村民早就“生态移民”到了附近的集镇，只有念旧的老母舍不得以前的宅子，死活不搬。这不，听说母亲病了，他急急忙忙赶回来探望呢。</p><p>在陕西榆林，我去拜访当地名流老严的时候，发生过这样一个小小插曲——他突然接到弟弟打来的求救电话。原来，他的弟弟在禁牧区放羊，被有关部门逮住了，说是要重罚，所以央求这个有名的哥哥给疏通一下。老严赶紧四处“疏通”。一会儿，他弟弟再次打来电话道谢，说是“解决了，只罚100元”——如此看来，相关部门还是有一定监管力度的。实际上，在佳县的黄土沟里，我也遇到过类似情况。向一位放羊的老汉问路后，我想为他拍照留个纪念，不想遭到了严词拒绝。原来，那里也是禁牧区。老汉很担心我是记者，照片发表后，有关单位会据此罚他的款。</p> 宁夏西吉/将台堡<br>将台堡，位于宁夏固原西吉县城东南30公里处的葫芦河东岸，战国秦长城从这里经过，1936年10月红军一、二、四方面军在这里会师。1909年7月24日晚，格兰特和索尔比率领克拉克探险队抵达将台堡，考察了这里的建筑形制：“该村由两部分组成，每一部分都由有垛口的高大城墙环护。较大者有两座城门、一道护城河，以及一条又长又宽的大街。较小者位于一处高地上，可俯瞰前者。两者格局颇为相似。”<br>2009年3月15日，摄影师初到将台堡村，正好逢集。不见城墙，但有“中国工农红军长征将台堡会师纪念碑”。昔日的冷清村落，变成了繁忙的市场，实则今非昔比。唯有远山无语，100年来容颜依旧。 <p>安边不在“穿越陕甘”的考察线路上，但我有一个朋友，曾徒步走完万里长城的“好汉”李生程，因此特地拐出去拜访了一下，结果又遇到貌似“变绿”的实例。他很热情地带我去考察城东南五里处的明长城：五里墩。李生程觉得五里墩的变化很大。以前，长城两边是一片片沙丘，时不时能遇到羊群，夕阳下十分好看。他的办公室就挂着这么一幅“代表作”。可是现在，“治理了，沙丘不见了，羊都也禁牧了，照相反倒不好看了——长城边只有遍地的荒草和柠条枝！”</p><p>我很关心，退耕还林对农民而言，究竟好还是不好？沿途询问了很多人。答案多数还是支持的，因为贫瘠的耕地难有像样的收成，退耕至少能拿到补偿。当然，他们大都对所领补偿金的数字不满，纷纷揭示了“层层克扣”等现实问题。退耕还林后，劳动力进一步解放，年轻人基本上全都外出打工挣钱去了。这样一来，好些偏僻的、古老的村庄渐渐废弃，村民整体搬迁、生态移民到了交通更便利的、建筑模式化的新房子里，没有废弃的古村落大多只有老人和孩子留守，乡村生活远不如往昔那么热闹了。</p><p>我没有刻意去搜寻一堆数字来证明现在的乡村生活比100年前富足——我想那是毋庸置疑的。让我备感欣慰的是，许多的传统在乡间得到了保持。老照片里农民用连枷打场的劳动场景，山陕一带仍然可以看到这种古老的方式。还有书中描述的娶媳妇、耍公公等习俗，重访时我也多次遇到。</p><p>也有面临消失的。举个例子，好多村庄曾经最显赫的建筑——戏台看来早已失去了功能，有的堆满柴薪，有的沦为畜圈，更多的是杂草丛生、几近坍塌…… </p><p>有一次，在山西临县黄河附近路过一个小村时，村里正巧有戏班来演出，高音喇叭播出的唱腔几公里之外都能听见。兴冲冲赶去之后，我才发现，戏台上面的演员唱得涨红了脸，下面却只有三五个耄耋老者——还不如台上人多。在村口，好不容易遇见两个年轻的面孔，是兄弟二人正在自家窑洞上面安装接收卫星电视的大“锅”。典型国字脸的哥哥告诉我：“这下子能看好几十个频道呢，谁还稀罕那个戏？！”</p>